现实主义长篇小说下茅盾子夜巴金家（第3页）
反讽的是，小说无意中流露出来的革命派的价值观却也是非常传统的。丫鬟鸣凤跟家里的少爷要好，但是家里人要把她卖掉，觉慧居然救不了她。而且，鸣凤死后觉慧虽然很伤心，但想了一会儿，他居然还可以把这件事放下！鸣凤的故事，就这么惨。
另外，小说中的正面人物觉民还说了一句：“看不出鸣凤倒是一个烈性的女子！”这句话有称赞的意思，刚好符合三从四德的标准。鼓吹革命的巴金，在无意中透露出觉民的道德标准是中国传统的，还带着某种赞叹的口气表扬这个“烈女”的自杀，说她保持清白。——许子东《现代文学课》
较《灭亡》一书犹过之而无不及，《爱情三部曲》显示了巴金是一个书呆子作家。他笼统描绘了一个有着爱情和革命却缺乏真实感的世界。故事中的人物和地点虽是中国名字，但在作品中却找不到一点具体的中国风习和风景。……巴金的想象力完全没有受到官感的滋养；它只是卖弄陈腔滥调。对于当时的年轻读者而言，爱情和革命职责的冲突无疑是动人心弦的。就另一方面来说，放弃浪漫主义的爱情——这也是小布尔乔亚心理中最后的缺陷——转而追求更艰巨的理想，看来是高尚的；然后在革命的本身，找到爱情的安慰和美丽，更是富有刺激性。世上还有什么事情，比和心爱的女子站在一起，面对着行刑队从容就义——当然是为着一个崇高的理想——更能引起个人的满足呢？在描写这些冲突和抉择时，读者一点不感到巴金是为他而写，巴金看来是很认真地关注着这一个问题的。
……巴金又不是自然主义的作家，他并无兴趣追溯他笔下人物的生活背景，将它置放在遗传和环境的因素之下去研究。他的小说仅仅排演出善与恶的基本挣扎，他的人物要不是英雄，便是懦夫，前者反抗社会制度的邪恶，后者屈服于这一势力之下。促成反抗和懦弱的决定的先决条件是自由意志。巴金既然拒绝个人意志与罪恶互为因果的看法，因此他小说的真实感也就打了折扣。他的小说坏人倒不少，然而一次又一次地，他却赦免了他们的罪，只为了证明他的理论：社会制度才应该受到谴责，而不是个人。——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
年轻的高忠缚了一串鞭炮在长竹竿上面，手持着竹竿，自己站得远远的，站在墙边一把梯子上，把鞭炮伸到龙身上去燃放。几个轿夫拿着竹筒花炮在旁边等了一些时候，便轮流地燃放起来，把花炮对着玩龙灯的人的光赤的身上射。龙开始发狂了，它拚命往下面滚，来迎接花炮里射出来的金花。它抖动着。人只看见它的身子在滚。人声嘈杂，锣鼓不停地大响特响。轿夫们笑着。二门内看台上的观众也笑了，自然他们笑得很文雅，跟轿夫们笑得不同。
接着文德、李贵、赵升一班人同时拿了五六筒花炮前前后后地对着玩龙灯的人射，使他们没有地方躲避。这个办法果然有效。龙虽然仍旧在拼命乱滚，但是火花却一团一团地射到那些□□的身上，有的马上落下地来，有的却贴在人身上烧，把那几个人烧得大声叫。于是他们放下手站住不动，把竹竿当手杖紧紧捏住，让轿夫们来烧，一面拚命抖动身子不让火花贴在他们的肉上。他们身上的肉已经变了颜色，火花一来便发出细微的叫声，而且一直在抖动。这时候观众们更满意地笑了。大家便把花炮更逼近玩龙灯的人的身体烧，他们想把那般人烧得求饶。
那般玩龙灯的人有着结实的身体，有着坚强的腕力。可是他们却任人烧，一点也下防御，虽然也感到痛，却只是大声狂呼，表示自己并不怕痛，而且表示自己很勇敢，同时还高声叫着：“有‘花儿’尽管拿出来放！”
后来花炮烧得更近了。他们终于忍不住痛，逃开了。这样一来那条威武地飞动着的龙就被支解了，分成了九段，每个人拿着一段四处奔逃，彼此不相呼应。龙的鳞甲已经脱落，身子从头到尾，差不多烧成了一个空架子。
一部分的人把龙身扛在肩上往大门跑去。然而大门已经关上了。他们没法逃出去，只得硬着头皮回来。高忠、赵升们听从主人的指挥又拿着燃放的花炮在后面追赶。这是一个平坦的坝子，没有树木，也没有可以藏身的处所。有的便往二门跑。但是二门口堆满了人，密密麻麻，好像是一扇屏风，只看见无数的头。而且克定自己也拿着一筒花炮站在那里，看见人逼近，马上把花炮燃起来，向四面放射。那个玩宝的人是一个年轻小伙子，他走过来，正碰上克定的花炮，火花贴在他的身上烧，他发出一声尖锐的哀叫，急急地跑开了，但又被文德的花炮烧得退回来，狂乱地抖着身子，一头都是汗珠。这时克定把花炮正对着另一个玩龙尾的人放，忽然瞥见玩宝的人站在旁边发抖，便笑道：“你冷吗？我再来给你一把火！”又把花炮转过来向着他猛射。他吃了一惊，便用他的宝来抵御。那个宝本来还是完好的，如今却着了火，熊熊地烧起来，一瞬间就烧得精光。这时候轿夫和仆人们已经围起来，把玩龙灯的人围在中间，用花炮拚命地烧，快要使他们求饶了。但是在这一刻人们才发觉花炮没有了，大家只得住了手。大门开了，玩龙灯的人披上衣服，整了队，拿着剩下空架子的龙，伴着半死不活的锣鼓声，疲倦地走出去。那个玩宝的年轻人的腿受了伤，他一拐一拐地走着，叽哩咕噜地说些不满意的话。
克定把赏钱给了，还惋惜地说：“可惜花炮做得太少，不然今晚上可以大大地烧一下。你们看得满意吗？我明晚上再请你们看。”
“够了，不要再看了，”站在克定背后的觉慧用严肃的声音说。克定回过头看了他一眼，不大明白他的意思。别的人客气地说着“不必”。
……
“你说得太过火了。这跟同情心有什么关系？五舅他们得到了满足，玩龙灯的人得到了赏钱。各人得到了自己所要的东西。这还不好吗？”琴发表她的见解道。
c、《家》的局限2：“青年抒情文体”
觉慧不作声了，他脸上的表情变化得很快，这表现出来他的内心斗争是怎样的激烈。
他皱紧眉头，然后微微地张开口加重语气地自语道：“我是青年。”他又愤愤地说：“我是青年！”过后他又怀疑似地慢声说：“我是青年？”又领悟似地说：“我是青年，”最后用坚决的声音说：“我是青年，不错，我是青年！”
他一把抓住觉民的手，注视着哥哥的脸。从这友爱的握手中，从这坚定的目光中，觉民知道了弟弟心里想说的话。他也翻过手来还答觉慧的紧握。他们现在又互相了解了。
3、巴金的后期创作
《憩园》1944：战时作家回到故乡成都，寓居友人的新置馆邸憩园写作。在那里他发现憩园主人夫妇有内忧，新婚的女主人，受前妻留下独生子小虎的困扰，前妻娘家是巨富，他们有意无意利用小虎折磨续弦的后母。随后他又发现憩园旧主人的悲剧，他因一桩婚外爱情，被长子和爱妻逐离家庭流落破庙中，可是爱他的小儿子则与他保持神秘的往来，并且常到憩园折花安慰他父亲。
过了十几分钟光景，唐明皇的“好梦”被宫人惊醒了。瞎子闭上嘴，胡琴也不再发声。一个老妈子模样的女人从门内走出来付了钱。瞎子站起来说过道谢的话，用竹竿点着路，走进了街心。走在前面的是那个唱杨贵妃一角的年轻人，他似乎还有一只眼睛看得见光亮，他不用竹竿也可以在淡淡的月光下走路。他零头，一路上拉着胡琴，全是哀诉般的调子。她后面是那个唱安禄山一角的老瞎子，他一只手搭在年轻同伴的肩头，另一只手拿着竹竿，胡琴夹在腋下。我认得他的脸，我叫得出他的名字。十五年前，我常常有机会听他唱戏。现在他唱配角了。……
胡琴的哀诉的调子渐渐远去。三个随时都会倒下似的衰弱的背影终于淡尽了。我忽然想起了我的小说里的老车夫和瞎眼女人。眼前这对贫穷的夫妇不就是那两个人的影子么？我能够给他们安排一个什么样的结局呢？难道我还能够给他们带来幸福么？
《寒夜》1947：以抗战时期的“陪都”重庆为背景，围绕汪文宣、曾树生、汪母之间的矛盾展开故事情节，描写自由恋爱的知识分子家庭如何在现实生活的重压下破裂，深刻地写出了抗战时期勤恳、忠厚、善良的小知识分子的命运，为挣扎在社会底层的小人物发出了痛苦的呼声。
同事们都走了，他们回到城里去了。他们临走时并不唤他一声。他一个人立在墓前不时左右观望，他好像不是在拜望一位朋友，他现在是来看他的简陋的新居。
……
这天下午隔壁人家的一个年轻人害霍乱死了，两个女人哭得很伤心。哭声进了她的房间，他倾听了一阵，忽然写给他母亲：
“妈，我死了，你不要哭啊。”
“你为什么说这种话？”母亲痛苦的问。
“想到你哭，我就死不下去，我心里更苦。”他回答。
“你不会死！你不会死！”母亲流着泪大声说。
……
最后他断气时，眼睛半睁着，眼珠往上翻，口张开，好像还在向谁要求“公平”。这是在夜晚八点光景，街头锣鼓喧天，人们正在庆祝胜利，用花炮烧龙灯。
当时代含有重大而统一的主题时，知识分子思考问题和探索问题的材料都来自时代的主题，个人的独立性被掩盖在时代主题之下，我们不妨把这样的文化状态称作“共名”，而这样文化状态下的文化工作和文化创造都成了“共名”的派生。
当时代进入比较稳定、开放、多元的社会时期，人们的精神生活日益丰富，那种重大而统一的时代主题往往拢不住民族的精神走向，于是价值多元、共生共存的文化状态就会出现。文化工作和文学创造都反映了时代的一部分主题，却不能达到一种共名状态，我们把这样的状态称为“无名”。“无名”不是没有主题，而是有多种主题并存。
……
纵观中国新文学史的文化状态，共名状态多于无名状态。这种共名的来源大致有三种：知识分子为社会进步设计的思想方案（如五四新文化运动）；来自外界的刺激（如抗战）；国家权力的政策制定。这三种共名与知识分子都有密切的关系，他们直接创造了第一种共名，积极参与了第二种共名，而第三种共名的实施当然也离不开知识分子的响应和执行（不管他们是否自愿）。
——陈思和《共名与无名：百年中国文学管窥》，《上海文学》1996年第10期
课堂小结
1、学习内容：茅盾《子夜》1933，巴金《家》1933
2、学习重点：《子夜》的小资产阶级书写、现实批判与浪漫颓废兼具的特色；《家》的成就与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