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派文学（第1页）
一、三十年代的文学论争（之二）
01、关于“文学基于普遍人性”——左翼作家与新月派
02、关于“三民主义文学”、“民族主义文学”——左翼作家与国民党反动政府
03、关于“文艺自由”——左翼作家与“自由人”（胡秋原）与“第三种人”（苏汶）
04、“两个口号”之争——周扬“国防文学”与鲁迅“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
左翼与新月派“天才论”：梁实秋：”一切的文明都是极少数的天才的创造。“并称左翼文学为”伤感的革命主义“或”浅薄的人道主义“。
左翼与“性灵文学”：林语堂：“自我表现的学派。‘性’指一个人之‘性’，‘灵’指一个人之‘灵魂’或‘精神’。
左翼作家指责林语堂、周作人“性灵文学”实质是“麻醉性的作品”。
左翼与“京派”：朱光潜：1。“距离说”2。“和平静穆”（“高贵的单纯，静穆的伟大。”——[普鲁士]温克尔曼）的美是诗的极境，美的最高境界，同时也是人生哲理的最高理想。
鲁迅：“历来的伟大的作者，是没有一个‘浑身是静穆的’，一切伟大作家都必然是时代的前驱，是不可能对现实生活的矛盾斗争采取超然态度的。”
种田人常羡慕读书人，读书人也常羡慕种田人。竹篱瓜架旁的黄粱浊酒和朱门大厦中的山珍海鲜，在旁观者所看出来的滋味都比当局者亲口尝出来的好，读陶渊明的诗，我们常觉得农人的生活真是理想的生活，可是农人自己在烈日寒风之中耕作所尝到的况味，绝不以陶渊明所描写的那样的闲逸。
美和实际人生有一个距离，事物本身的美须把它摆在适当的距离之外去看。……树的倒影何以比树的正身美呢？它的正身是实用世界的一个片段，它和人发生过许多实用的关系。人一看见它，不免想到它在实用上的意义，发生许多实际生活的联想，他是避风息凉的或是架屋烧火用的东西。在散步时我们没有这些需要，所以就觉得它没有趣味。倒影是隔着一个世界的，是幻境的，是与实际人生无实际关系的，我们一看到它就注意到它的轮廓线纹和颜色，好比看一幅图画一样。这是形象的直觉，所以是美感的经验。总而言之，正身和实际人生没有距离，倒影和实际人生有距离，美的差别即起于此。——朱光潜《“当局者迷，旁观者清”》
沈从文《论中国创作小说》1931：中国新文学由北平转到上海以后……在出版业中，为新出版物起了一种商业化竞卖。
沈从文《文学者的态度》1933：指责京海两地作家中的“玩票”和“白相”者。
苏汶（杜衡）《文人在上海》1933：在上海的文人不容易找副业（也许应该说“正业”）、不但教授没份，甚至再起码的事情都不容易找，于是在上海的文人更迫的要钱。
沈从文《论“海派”》1934：“‘名士才情’与‘商业竞卖’相结合，便成立了吾人今日对于海派这个名词的概念。”
栾廷石（鲁迅）《“京派”与“海派”》1934：不过“京派”是官的帮闲，“海派”则是商的帮忙而已。……而官之鄙商，固亦中国旧习，就更使“海派”在“京派”眼中跌落了。
京派虽无明确发表宣言或结社，却实实在在地成为有别于左翼，又与海派相对峙的一个鲜明的小说流派。
这个小说流派所显现的是乡村中国的文学形态。在工业文明缓慢侵入长江以北广袤的、衰颓的宗法农业社会，急剧地冲刷着传统文化的堤岸的时候，从中国相对沉落的地区，由“常”观“变”，提出了他们的乡村叙述总体。这些小说家虽然不乏学院派的文化精英，却热衷于发现各自的平民世界，除了沈从文的湘西世界，还有废名（冯文炳）的黄梅故乡和京西城郊世界、芦焚（师陀）的河南果园城世界，萧乾的北京城根的篱下世界等等。而城市的描写，则作为与乡村世界对立的人生，被纳入到京派宏大的叙述总体之中。
京派小说统一的审美感情是诚实、从容、宽厚的。……他们善于发掘普通人生命的庄重和坚韧，特别能写出女性包括少女的纯良。在新旧变革的漩流里，由追寻逝去的美，而表现出一种积极的怀旧气息。……它是主张个人的，充分个性化的，不是感情的狂放宣泄，而是情绪的内敛，理性的节制。——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
二、“乡下人”沈从文（1902-1988）跻身“京派”的“乡下人”
原名沈岳焕，字崇文。湖南凤凰人。祖父汉族，祖母苗族，母亲土家族。作家，历史文物学家。14岁投身行伍，1922年来到北京，在北大旁听。1924年开始进行文学创作。1929年在上海吴淞公学任教，1931-1933年在青岛大学任教，抗战爆发后到西南联大任教，1946年回到北大任教。1987、1988年曾入围诺贝尔文学奖。代表作有散文集《湘行散记》《湘西》等；小说《边城》《长河》等；学术著作《中国古代服饰研究》。
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
我离开北平时还计划每天用半个日子写信，用半个日子写文章，谁知到了这小船上却只想为你写信，别的事全不能做。《给张兆和的情书》
平常人以生活节制产生生活的艺术，他们则以放荡不羁为洒脱；平常人以游手好闲为罪过，他们则以终日闲谈为高雅；平常作家在作品成绩上努力，他们则在作品宣传上努力。这类人在上海寄生于书店、报馆、官办的杂志，在北京则寄生于大学、中学以及种种教育机关中。这类人虽附庸风雅，实际上却与平庸为缘。《文学者的态度》1933
我实在是个乡下人……乡下人照例有根深蒂固永远是乡巴佬的性情，爱憎和哀乐有它独特的式样，与城市中人截然不同！他保守，顽固，爱土地，也不缺少机警却不甚懂诡诈。《习题》1936
“湘西小说”（“边地书写”）——“乡土抒情诗”——01、往往不重情节与人物，强调叙述主体的感觉、情绪在创作中的重要作用，故被称为“文化小说”“诗小说”或“抒情小说”。
02、加之沈从文善于运用多样化的文学语言（兼有方言、书面语和文言）、叙述风格（兼有质朴、华丽、夸张、琐细……）和体裁（日记、书信、寓言、传奇、民间故事……），因此被称为“文体作家”。
“都市小说”——短篇《八骏图》、系列散文——《湘行散记》《湘西》
三、《边城》（1934）
由四川过湖南去，靠东有一条官路。这官路将近湘西边境，到了一个地方名为“茶峒”的小山城时，有一小溪，西边有座白色小塔，塔下住了一户单纯的人家。这人家只一个老人，一个女孩子，一只黄狗。
近水人家多在桃杏花里，春天时只需注意，凡是有桃花处必有人家，凡有人家处必可沽酒。……秋冬来时，房屋在悬崖上的，滨水的，无不朗然入目。黄泥的墙，乌黑的瓦，位置则永远那么妥帖，且与四周环境极其调和，使人迎面得到的印象，非常愉快。
由于边地的风俗淳朴，便是作□□，也永远那么浑厚，遇不相熟的人，做生意时得先交钱，再关门撒野，人既相熟后，钱便在可有可无之间了。……由于民情的淳朴，身当其事的不觉得如何下流可耻，旁观者也就从不用读书人的观念，加以指摘与轻视。这些人既重义轻利，又能守信自约，即便是娼妓，也常常较之讲道德知羞耻的城市中人还更可信任。
两省接壤处，十余年来主持地方军事的，注重在安辑保守，处置还得法，并无变故发生。水陆商务既不至于受战争停顿，也不至于为土匪影响，一切莫不极有秩序，人民也莫不安分乐生。这些人，除了家中死了牛，翻了船，或发生别的死亡大变，为一种不幸所绊倒觉得十分伤心外，中国其他地方正在如何不幸挣扎中的情形，似乎就永远不会为这边城人民所感到。
这世界或有在沙基或水面上建造崇楼杰阁的人，那可不是我，我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小地作基础，用坚硬石头堆砌它。精致，结实，对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理想的建筑，这庙供奉的是“人性”。
管理这渡船的，就是住在塔下的那个老人。活了七十年，从二十岁起便守在这小溪边，五十年来不知把船来去渡了若干人。年纪虽那么老了。本来应当休息了，但天不许他休息，他仿佛便不能够同这一分生活离开。他从不思索自己的职务对于本人的意义，只是静静的很忠实的在那里活下去。代替了天，使他在日头升起时，感到生活的力量，当日头落下时，又不至于思量与日头同时死去的，是那个伴在他身旁的女孩子。他唯一的朋友为一只渡船与一只黄狗，唯一的亲人便只那个女孩子。
翠翠在风日里长养着，把皮肤变得黑黑的，触目为青山绿水，一对眸子清明如水晶。自然既长养她且教育她，为人天真活泼，处处俨然如一只小兽物。人又那么乖，如山头黄麂一样，从不想到残忍事情，从不发愁，从不动气。平时在渡船上遇陌生人对她有所注意时，便把光光的眼睛瞅着那陌生人，作成随时皆可举步逃入深山的神气，但明白了人无机心后，就又从从容容的在水边玩耍了。
他的儿子大的已十八岁，小的已十六岁。……年纪较长的，如他们爸爸一样，豪放豁达，不拘常套小节。年幼的则气质近于那个白脸黑发的母亲，不爱说话，眼眉却秀拔出群，一望即知其为人聪明而又富于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