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派文学（第3页）
翠翠为了不能忘记那件事，上年一个端午又同祖父到城边河街去看了半天船。
第三个端午
"我听别人说的。还说二老欢喜一个撑渡船的。"…二老来了，站在翠翠面前微笑着。翠翠也微笑着。
四、《萧萧》（1929）
这儿子名叫牛儿。牛儿十二岁时也接了亲，媳妇年长六岁。媳妇年纪大，才能诸事作帮手，对家中有帮助。唢呐吹到门前时，新娘在轿中呜呜的哭着，忙坏了那个祖父曾祖父。
这一天，萧萧抱了自己新生的毛毛，却在屋前榆蜡树篱笆看热闹，同十年前抱丈夫一个样子。
十七年前那小女孩就成天站在铺柜里一堵棉纱边，双手反复交换动作挽她的棉线，目前我所见到的，还是那么一个样子。《老伴》
讨论3《萧萧》对时间的表现
天晴落雨日子混下去，每日……到了夜里睡觉……
风里雨里过日子，象一株长在园角落不为人注意的蓖麻，大叶大枝，日增茂盛。
夏夜光景说来如做梦。
乡下的日子也如世界上一般日子，时时不同。……许多城市中文明人，把一个夏天全消磨到软绸衣服、精美饮料以及种种好事情上面。萧萧的一家，因为一个夏天的劳作，却得了十多斤细麻，二三十担瓜。
作小媳妇的萧萧，一个夏天中，一面照料丈夫，一面还绩了细麻四斤。到秋八月工人摘瓜……时间到摘瓜，秋天真的已来了……
到摘瓜的秋天，日子计算起来，萧萧过丈夫家有一年半了。
几次降霜落雪，几次清明谷雨，一家人都说萧萧是大人了。
《诗经·豳风·七月》（节选）
四月秀葽，五月鸣蜩。
五月斯螽动股，六月莎鸡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穹窒熏鼠，塞向墐户。嗟我妇子，曰为改岁，入此室处。
六月食郁及薁，七月亨葵及菽，八月剥枣，十月获稻，为此春酒，以介眉寿。七月食瓜，八月断壶，九月叔苴，采茶薪樗，食我农夫。
纵观沈从文的湘西叙事作品，其中没有现代生活的快节奏，没有血与火的呐喊，没有激烈的冲突，所有的日子都在漂亮的花帕族女子的歌声中悠悠而去，在五溪的流水上飘然而逝。可以说在沈从文的笔下，遍是些缺乏时间观念的“乡下人”，一切时间都在这里放慢了脚步，轻轻滑过，它抹去了人性中的血红，所展示出的是一种透明的琥珀色，在这片单纯中，历史变得凝缩而又绵长。
在沈从文的叙事时间里，省略、场景、减缓、停顿、反复等叙事手法都时常出现，它们都被沈从文为了他的叙述目的而随意差遣，虽然这些手法在时间上的表现方式不同，但其叙述目的是相同的，都是为了表现湘西苗民生活的那种静谧、和缓与永恒。沈从文的小说多采用平铺直叙的方式去讲述故事，时间在某种程度上具有着情节的意义，时间的流逝牵引着情节的发展。
五、“边地书写”与“乡土中国”
“边地”的表面是空间，“边地”的生命内核是时间。
“时间”这个东西十分古怪。一切人一切事都会在时间下被改变。
《一个爱惜鼻子的朋友》
真的历史是一条河。从那日夜长流千古不变的水里石头和砂子，腐了的草木，破烂的船板，使我触着平时我们所忽略了的若干年代人类的哀乐！《湘行书简》
《乡土中国》
这里讲的乡土中国，并不是具体的中国社会的素描，而是包含在具体的中国基层传统社会里的一种特具的体系，支配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搞清楚我所谓乡土社会这个概念，就可以帮助我们去理解具体的中国社会。——费孝通《乡土中国》，1985年首版
在一个乡土社会中生活的人所需记忆的范围和生活在现代都市的人是不同的。乡土社会是一个生活很安定的社会。我已说过，向泥土讨生活的人是不能老是移动的。在一个地方出生的就在这个地方生长下去，一直到死。
历史不移的结果，人不但在熟人中长大，而且在熟悉的地方上生长大。熟悉的地方可以包括极长时间的人和土混合。祖先们在这地方混熟了，他们的经验也必然就是子孙们所会得到的经验。时间的悠久是从谱系上说的，从每个人可能得到的经验说，却是同一方式的反复重演。……个别的经验就等于世代的经验。经验无需不断累积，只需老是保存。
在定型生活中长大的有着深入生理基础的习惯帮着我们“日出而起，日入而息”的工作节奏。记忆都是多余的。“不知老之将至”就是描写忘时的生活。秦亡汉兴，没有关系。乡土社会中不怕忘，而且忘得舒服。
“乡下人”的寂寞
关于“边地”——百年前或百年后皆仿佛同目前一样。他们那么忠实庄严的生活，担负了自己那份命运，为自己，为儿女，继续在这世界中生活下去。不问说过的是如何贫贱艰难的日子，却从不逃避为了求生而应有的一切努力。在他们生活、爱憎、得失里，也依然摊派了哭，笑，吃，喝。对于寒暑的来临，他们便更比其他世界上人感到四时交替的严肃。历史对他们俨然毫无意义，然而提到他们这点千年不变无可记载的历史，却使人引起无言的哀戚。《一九三四年一月十八》
关于文学理念——一个好作品照例会使人觉得在真美感觉外，还有一种引人“向善”的力量。我说的向善，它的意义，不仅仅属于社会道德一方面“做好人”为止。我指的是读者能从作品中接触了另外一种人生，从这种人生景象中有所启示，对人生或生命能作更深一层的理解。《小说作者与读者》1938
他没有从社会革命和阶级解放的途径来追寻原因，却从改造民族的角度寄托他的文学理想。他要人们由他的小说、散文的全部作品里去认识我们这个民族。……此种文化理想面对当时的中国现实生活不得兑现，因它主要是从乡村中国产生，是由世俗的世界、由沉落的地区来观察世界的。……它能从一个角度说明民族沉沦的根由，却无法化为实际的文化改革行为。沈从文的文学不属于当时中国的城市文化，也不属于革命文学，因此难以被当时现实所理解是自然的。所以他是寂寞的。
抗战时期，京派文人风流云散，布不成阵了。到了1947年6月，朱光潜将《文学杂志》复刊，标志着京派的复出。编者在《复刊卷头语》里明确表明其主张，说文学“是一个国家民族的完整生命的表现”，“文学上只有好坏之别，没有什么新旧左右之别。”这种要建立一种纯正的民族文学的理论与沈从文的一贯思想相符合。以沈从文创作成就为标志的京派，就这样脱出了三四十年代文学的主流，成为一支具有独立的文学观念和对一部分人民生活方式进行独特的艺术体验的作家群体。最后一个京派作家汪曾祺到了80年代复出，以与沈从文有前后继承关系的小说《受戒》《大淖记事》引起人们的广泛注目，沈从文自己的作品一再地出版并受到研究，证明了历史上曾经冷落过的文学现象不一定永远遭受冷落。——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