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不谢的花瓣上（第4页）

“工人。”

“你哪个单位的？”

“红卫地毯厂。”

“你住哪？”

“东方红四条十号。”

“你为什么要跟现行反革命结婚？”

“我是他爱人。”

“你到这来，我们要向你们厂里的革委会反映。”

“是的。电话是四十七局8993。”

“你要检举揭发他的反革命罪行。”

“如果有，我一定揭发。”

“你要老老实实！”

“我给他送东西来了。”

“什么东西？”

“一斤蛋糕，一斤白糖。”

“你知道你这么干，会有什么后果吗？”

“知道。”

“你为什么跟反革命分子划不清界限？”

“我是他爱人。”

“你为什么还不走？”

“我要跟他说一句话。”

“不行！”

“我只说一句话。”

“你要说什么话？不许订攻守同盟！不许进行反革命串联！”

“我只说一句话。”

沉默。

忽然，中间的门打开了，一位看押者粗暴地对我嚷道：“叶荷夫！你的臭娘儿们要跟你说句话！你他妈的老实点儿！”

我踉踉跄跄地迈出了门槛。你离我三米远，隔着一张桌子。你睁圆了眼睛，那么沉静，那么爱怜地望着我。我忘记了你的身影、你的面庞，只记得你那一双莹洁清澈的眼睛。啊，亲爱的，你这双眼睛永远照耀着我，永远滋养着我，永远庇护着我。我听见一个温柔而厚实的声音：“荷夫，你要活着，你别死！”啊，亲爱的，你就说了这么一句话，只有九个字。你是怎么被他们推搡出去的，我又是怎么被他们推搡回去的，我统统都记不得了，我只记得我扑到了我那肮脏的床铺上，放声痛哭了起来。我哭得胸膛一阵阵发紧发痛。我哭，是因为快乐。我快乐是因为我有人爱。我有人爱，所以我不必去死。我不必去死，所以我就变得真正清醒起来，我就觉得我那自杀的想法并不是勇敢而是胡闹——我要活着，我不死！我要活着，给他们的好世界上添一点缺陷；我不死，我要等着看他们的恶报！……

我活过来了。

我活得很好。

现在有许多人爱我。“我爱你的诗”，“我们爱你这样的诗人”，“请接受一个文学青年真挚的敬爱”，“我热爱你，就像热爱家乡的椰子一样”，“你教我懂了爱，我爱生活，爱祖国，爱乡亲，也爱你”，“我们的口号不仅应当是真、善、美，还要加上爱！我爱你这爱的播种者”……还可以从来信中摘录出更夸张、更过火、乃至令人起鸡皮疙瘩的语言来。我得提防着被“爱”的狂涛淹死。

然而，我的爱情，是完全奉献给你的。

这很容易被解释为感恩报德。你一定也这样想过。我知道，你不需要我的报恩。我知道，你需要的是我真挚、持久、涤尽了功利性因素、深入骨髓而又莫可名状的那种爱情。我知道，我能做到的，心甘情愿，至死不渝。

据说人类越接近高度文明，便越允许旧爱的消亡与新爱的勃发，允许自由离异与自由结合，那时的道德观念和婚姻制度都是今天庸人所难以理解的。我祈祷这样的理想终能实现。然而生活在现实的时空中，我仍笃信这样的观念：爱情应当是坚贞不贰的。梁山伯与祝英台，罗密欧与朱丽叶，即使到了极度文明的社会，他们的爱情也将具有某种典范性质。真正的爱情，必是永恒的。

亲爱的，这便是我写给你的诗。它是写在永不凋谢的爱情之花的花瓣上的。

啊，亲爱的，你不要再那么忧郁，你看着我的眼睛，我也看着你的眼睛，我们便看到了一个共同的宇宙，那里运行着万世不灭的星辰，在熠熠闪光，在凝聚着创造力，在孕育着新的生命……

1980年7月10日

写于北京垂杨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