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他（第3页）
“对！”旁边一位戴眼镜的干部模样的中年人说：“谁讲真话，谁追求真理，谁就是他！”
另一位短发上别着环形发圈的女青年接口说：“谁爱中国，谁要‘四化’，谁就是他！”
好几个人都要求我重述一下他说过的那些话，于是我说一句，便有人重复一句：“……从1840年以后，从1919年以来，从1921年以来，从1949年以来，中国老百姓争取的是什么？什么？我们争得的不能丢！失去的必须夺！没有的必须创！”
“说得真好！”
“发人深省！”
……
我和那既陌生又熟悉的小伙子握别了，其他人也各自走散。我沿着长安街漫步了很久，阵阵微风拂过我发烫的面颊；我在广场的观礼台那儿读毕了《真相》，心情非常激动，但对文章里没有写到他，不免多少有些遗憾；我朝纪念碑那儿走去，在“四五”那晚他攀住的那根灯柱面前站住，伫望着……我感到他的形象又栩栩如生地呈现在我的眼前，我耳边又响起了他那山呼海啸般的呼喊……
是啊，我们争得的不能丢！而一度我们却险些全丢了！
是啊，我们失去的必须夺！党中央带领着我们，已经夺回了多少？还剩多少没有夺回？
是啊，没有的必须创！我们现在没有的是什么？或者说，缺少的是什么？我们该不该去迎接那崭新而必需的事物？我们将怎样使中华民族的创造性发扬光大？
回到家里，我再一次修整他那塑像。他显得越来越实在，越来越有光彩；我感到自己的灵魂，也被吸引着，就要融进他的塑像里去……
公元一千九百七十八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下午二时半，我来到首都体育馆，出席英雄人物报告大会。他一定也来出席，他在哪儿？在主席台上？在普通听众之中？在我身前，还是就在我的身旁？
我仍然没有找到他。但是我在主席台一侧发现了小邓。趁报告还未正式开始，我走到他座位的侧面，招呼他：“小邓！可盼到这一天了，”我指指他胸前别着的大红花说，“多光荣！”
谁知他微皱着眉头，认认真真地对我说：“戴着这花我真脸红。我那天在广场讲的那些话，牛奶啦，啤酒啦，境界其实不高。我现在在想，要不要‘四化’的问题解决了，可对‘四化’不能光有个朦朦胧胧的向往，得把‘四化’究竟是什么弄个清楚，得真刀真枪地为‘四化’作出贡献啊……我希望，将来有那么一天，我能因为真的为实现‘四化’立了功劳，戴上这大红花，那才真叫光荣呢！……”
几句话说得我心里直溅浪花。我一边回座位去，一边品味着他的话。说巧也不巧，在走道上，我迎面又碰见了编辑小唐。
“你也来啦？”我俩同时打招呼说。
“你还在塑他的像吗？”她问我。
我点点头，问她：“你还在编《诗抄》吗？”
她下巴一扬：“早发稿啦！我现在要搜集新的材料！”
我指指主席台上那一片戴红花的英雄：“是搜集他们跟‘’斗争的事迹吧？”
“不。”她容光焕发地说，“搜集他们现在、今后怎么为实现‘四化’立新功的事迹和想法！”
我心里的浪花一下子涌起老高。小邓和小唐都在朝前看。他呢？如果我找到他，他会怎么跟我说呢？
我回到了座位上。报告会开始了。我听着发言，我的巴掌同几千个巴掌一样鼓得发红，我望着这群众的海洋，这革命感情的潮水，这真理的光海和历史的巨浪……
陡然，我眼里像添了盏灯，心里像竖了面镜。积蓄已久的意念像透镜聚焦般汇成了灼热的思想……
啊，我找到了他！
我悟出来——
他，就是人民。
他，就是科学。
他，就是民主。
人民要掌握自己的命运，要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义无反顾的奋勇前进。
马列主义、毛思想的科学真理，要战胜一切伪革命的谎言。
社会主义民主和随之而来的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要战胜封建法西斯专政，要消灭分裂与混乱、愚昧与僵化。
开完会回到家里，我对塑像进行着最后的加工。塑像的主体是半截灯柱，我缩短了灯盏与他身躯的距离；他的形象是大半个身躯，斜攀在灯柱上，左手抱柱，右臂挥动着；他大睁着双眼，那里面燃烧着真理的火焰，充满了对祖国繁荣富强的渴求；他大张着嘴巴，满脸真诚，激昂地号召着；塑像的底座，我处理成许许多多只伸出的手，在努力托住他的身体：有老人的手，有少年的手，有男人的手，有女人的手；有带老茧的体力劳动者的手，有比较纤细的脑力劳动者的手……
我反复修饰着这座塑像。我心中充满了狂涛般的激情。我真想向全中国的好人高呼：没有找到他的要找他！已经找到他的要了解他、热爱他、习惯他！我们要同他相依为命、永远也不能失去他！……
塑像已经完成，不日公开展出。
1978年11月24日夜匆草，，